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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如何涵养学气
2014-04-08 09:49   教育创新研究院 审核人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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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以往一样,李培根最后的离任演讲同样引起了社会的关注,他坦陈有许多“遗憾”,但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校园里“官气太重”。

官气太重有辱大学“斯文”

在结束长达九年的校长职务之际,道出了自己曾经想说但未曾来得及说的“心里话”,李培根显然是动了心思的。微妙的时机,逼真的声音,隐隐地指向大家时代的教育疼痛。

一个弘扬学问与道义的地方,却在不断地制造着自己并不擅长的“官学问”,多少让人唏嘘不已。倘若一所大学的校长书记喜好书法,接下来许多下属院系和处室的领导办公室里,也多了笔墨纸砚,他们也开始学着舞文弄墨。类似这样极具仪式化的“献媚”细节在大学校园里并不鲜见,而且裂变出各种奇怪的图景。李培根校长是局内人,也是明眼人,难怪他会说“有的人风骨全无,媚态几许”。

当大学的“官气”太重,大学便衍生了许多新的“游戏规则”。大学管理到底是行政权力说了算,还是学术权力说了算,二者似乎总是暧昧地纠缠在一起。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理应代表教授声音,但目前“局面”基本被院长把持。诚然,院长的学术能力不容质疑,但这种不成文的“安排”同时也制造了一个不成文的逻辑:要想进入学校决策层面,“当上院长”似乎是发出声音的“必经之路”。这无疑催生了学者对行政职务的“浓厚兴趣”。

许多学者通过获得行政权力来“反哺”学术声誉,这是当前中国大学奇怪而又逼真的“学问”写照。学者一旦成名,往往会本能地在行政职务上谋个“一官半职”,而那些流传甚广的“江湖恩怨”大多与此有关。大家当然可以批评他们缺失了学者应有的高贵和斯文,但制度设计层面的行政化管理生态更是难逃其责。许多大学的引进人才“待遇”便是给其行政职务,这无形中助长了大学治学的傲慢姿态和浮躁之风。

在由行政权力“做主”的游戏漩涡中,往往会引发一系列令人心寒的人才流失问题。“官气”跟一个地区的观念状况和经济程度有关。许多学者“孔雀东南飞”,有人是为了圆自己的学术理想,有人“说走就走”还不是因为官场“失意”?

大学是重铸人文信仰之地,这里毕竟有其不同于“官场”的足够理由。一个官僚之风“浓厚”的大学,难道不会潜移默化地改写学生们的认知、思维及其社会化过程?难道不会使学生在迈入社会之前就已经变得精明、世故、精于算计吗?给学生最纯真的斯文和信念以及最坚定的学术理想和批判精神,这是大学之道的一部分。然而目前“官气”太重的大学如何给出这份承诺?

争论了那么多年,是时候重提大学的“去行政化”问题了。世界一流大学都秉承以“自主办学、学术独立、教授治校、学生自治”为特征的现代大学制度。这一制度能否在中国落地生根,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。当然,除了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以外,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“捆绑”是否也应该有所“松动”?

李培根的离任演讲令人深思,希翼多年以后,在下一任校长的离任演讲中,不单单是“我看到了,却无良策”之类饱含深情的歉意,而更多的是告诉世人在消灭“官气”问题上完成的一些具体的推进工作。(刘涛 编辑系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)

大学要涵养学气倒逼官气

李培根的一篇卸任演说令多少学子和学人叹息、沉思和反省。不知道在任的校长和书记们有何感想,在我看来,他是在感慨自己犹如“壮志未酬三尺剑,故乡空隔万重山”的遗憾与无奈。

在他的演讲中,广受人们关注的遗憾与无奈之一是他为没能做到而感到惭愧的“希翼在大家的校园里充满学气,有简单的学问”。在他看来,“在这个校园里还是多了一些官气,少了一些学气”。其实,这不是哪一所大学存在的现象,而是我国大学的通病。他本大可不必因此而感到惭愧,但他却为此耿耿于怀,于那么庄严、隆重的时刻袒露心声,足可见他对学气的看重。

重官气、轻学气,在我国大学里由来已久。师生员工以官为上,以为官为荣,以升官为幸,以识官为傲,以孝官为乐,以获官宠为机遇,以遭官责为险遇。教职工竞逐科长、处长之职位,处长、部长则削尖脑袋谋取书记、校长职位之空缺。科研成果以得到官员肯定为荣耀,学术会议以获邀官员光临为有品位。有官职就有权威,为官就能发号施令。遇官则柔,为官则刚,官大一级便“真理”在手,指点江山,教授只能俯首听命,学生只能任凭摆布。大学之沉疴既久,对办学的影响亦甚。

去官气、重学气,已是我国大学的燃眉之急。扭转行政化倾向,纯洁学术风气,回归大学逻辑,弘扬大学理想与精神,既是大学的需要,又是国家的需要。重官气之风表现在大学,根源在社会学问和体制。我国大学徒有法人之名,却无法人之实,所以,去官气首先需要解决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问题,使大学回归学术组织。改革国家对大学的集权管理体制,政府只宏观管理教育和科研事业,不管具体的大学,不赋予大学行政级别,不任命大学行政官员,建立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和谐治理机制,为去官气、重学气创造适宜的外部条件。

去官气、重学气,大学并非不能有所作为。大学重官则官气越重,重学则学气日隆。大学重官与否,首在书记和校长。他们不看重自己的官位,不恣意用权和弄权,则大学的官气式微,学气愈浓。建设现代大学制度,制定大学章程,就是要将大学的官位和官权关进制度的笼子,约束和规范为官者的擅权专断,将官权的影响限定在适当的范围。建立学术委员会制度,就是要增强教授的话语权,使学术价值和学术标准主导大学办学,使大学理想和精神注入大学的脊髓,成为大学的命脉。套用苏轼的一句名言,就是使大学“腹有学术气自华”。

这样看来,去官气、重学气,绝不是某个人以一己之力能够实现的,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,用黄遵宪的话来说,就是“斯文一脉比传灯,亦赖儒僧延不坠”。(别敦荣 编辑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)

【媒体观点】

根叔的“遗憾”是对中国大学价值的叩问

根叔的遗憾,当然涉及了很多领导在各种报告中都会提及的“工作中的不足”,诸如:没能把“船舶海洋”四个字写大,文科若干学科的发展没有显著变化,医科还欠缺高峰等等。用专业的语言来说,这些都属于“学科建设”的范围。学科建设,连同科研经费、科研成果以及重点基地、重点实验室等等,都是目前高校建设中的显性指标,是全国高校几乎所有的领导最为关注的。的确,这些指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高校的地位,根叔自然也不能免俗。力抓这些工作,为这些工作的不足而遗憾,也是作为一名大学校长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
但根叔其他的很多遗憾,可能很多大学校长并不一定能够感知,或者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。与这些遗憾相关的问题,涉及了大学建设中的另外一翼,也就是大学精神。大学毕竟不是纯粹的技术研究所,或技工培训机构,大学应当是全社会的精神高地,社会应该能够在智慧、精神、价值等诸多层面从大学这里汲取到能量。大学又是育人的场所,培养出来的人不仅要有相应的常识和技术,也应该具备健全的人格、高尚的价值观以及美好的生活趣味。

但正如根叔的诸多遗憾所反映出来的那样,这些大学应该做的事、应该具备的价值和精神,其现实状况却并不尽如人意。物质淹没了精神,浮躁代替了沉着,功利驱赶了责任。一些大学正朝着企业化的方向急速坠落。

这是根叔的清醒之处、可贵之处,亦是可悲之处。可悲在于有心而无力,很多事情不是一个大学校长能改变的。根叔希翼大学生“既要知道革命先贤辉煌而悲壮的历程,也要了解大家自己历史上的错误、丑陋、耻辱等等”。但大学历史课应该讲什么,却又不是他能决定的。根叔希翼师生能够“思索人的意义、民主的意义、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意义”,但或许他的苦口婆心的教诲,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。“我也曾希翼大家的人格教育、公民教育不要被淹没和遮蔽,也曾想过能不能稍微改变一下。然而,作为校长的我却胆怯了。如今只能徒有遗憾了!”

根叔的对手,有高深莫测的传统意识,有日益功利化的社会,也包括他想提升和帮助的师生。当然,诸多对手当中,也包括他自己,“遗憾的是,在这一点上我没有做出有实际意义的努力”。

但根叔毕竟看到了,说出来了,并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这是他值得敬重的地方。莫以善小而不为,根叔的所言所行,正是大家的大学、大家的社会的希翼所在。(周云 编辑是华南理工大学教授,来源《羊城晚报》,有删节)

(来源:中国教育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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